我喜欢巴黎，有一种畸形的偏爱，朋友常嘲笑我，“她呀，她的巴黎不止月圆一点，她的巴黎有两个月亮。”
每一年考完试，我来不及的到巴黎。我从没想过可以去别的地方，去了也没用，去了我也会后悔我没来巴黎，我喜欢这地方。
来了头三天先把钱花了再说，剩一、两百个法郎，天天吃面包，喝自来水，去罗浮宫。下午无聊，躺在印象派画馆的石阶上晒太阳。
我常常怀疑我有点发臭，但是这不要紧。
我并不是在印象派的画馆看见他的。我在蒙马特看见他。
他在蒙马特搭个摊子跟人写生，六十法郎一张速写。
我以为他是日本人。巴黎的日本人很多，学生、游客、生意人，都是日本人。
他也以为我是日本人。
我站在那里看了他的画很久，他没有生意。
蒙马特上圣心堂的那条路，逢我种有阳光的天气，总有上百的小伙子在那边搭摊头写生，看的人多，光顾的人少，实则他们画得不好，所以做不到生意。他的速写还算不错的呢。
我摸摸口袋，我全身只剩一百个法郎，还想捱一个星期，说什么也不能拿出来救济他，况且我是不救济日本人的。
我想走了。
他叫住我：“中国人？”说的可是国语。
我笑了。“是呀。”我在他的小凳子坐了下来，用手擦擦汗。
“要不要速写？”他问。
“没有钱。”我说。
他笑。雪白的牙齿。
“你是巴黎住客？”我问。
“我还是巴黎稣邦大学的大学生呢。”他答。
我笑，“今天放假？”
“今天不上学，凡是天气好，我们不上学，出来寻外快，即使是巴黎，也还得填饱肚子再说。”他的手已在纸上画了起来。
“我是游客。”我说。
“一眼看就知道，傻鸡似的。”他笑说。
我真为之气结。
“你喜欢巴黎？”他问我。
“嗯，我没钱乘车了，只好走上圣心堂去。”我说：“斜坡很吃力。”
“你只一个人？”
“是。”
“哪里来？”
“伦敦。”
“在伦敦念书？”
“是。”我简单的说。
我在伦敦念法律。我念法律是因为虚荣。到底这年头谁都要吃饭，而且要吃得漂漂亮亮。我喜欢画，是，但是画没有标准，画随时可以欣赏，画随手可以作出来。但大律师出庭可不是胡乱使得的。我没有蔑视艺术的意思。可是艺术到底太有标准了，完全是个人的主观。
他是一个美术学生吧，一看就看得出来。
此刻我是羡慕他的。我们在阴暗的书院里啃法律，一个案子又一个案子，天天下雨，树上、石阶，迟早连大衣上都会长出青苔来，在太阳下的蒙马特摆摊子画画，多么逍遥自在，风流快活。
我喜欢画，可是喜欢管喜欢，我还没有意思为艺术牺牲本人的前途，我不能为了快活几年，将来回家孵豆芽，然后埋怨香港是个文化沙漠，不不，我是个庸俗的人，我读我痛恨的法律，年年升级以后，再到巴黎来觅我的理想与清高。
此刻我看上去，一点也不像法律科学生。我穿烂裤子薄衬衫，破草鞋，身上发着臭，肚子咕咕的叫，饿得要命。
他说：“画好了。”他把图钉取掉，把画交给我看。
我接过了那张速写。很漂亮的一张铅笔画，技巧很好，但没有新意，可是六十个法郎，不能太苛求了，那画中人发呆的样子，跟我是很神似的。
我说：“我没有钱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开始收拾他的摊子。
“你不做生意了？”
“不了。”他说：“今天早上画了两张，赚够了，咱们下山去走走，难得碰上一个会说国语的中国人。”
我看着他，这就是艺术家风度吧？赚够了，就懂得不赚。谁做他的老婆，就够倒霉的，交了房租，就不去赚奶粉钱。这种人只可远观。
可是我怀疑他是有来头的。他穿着雪白的一条牛仔裤，熨得有纹有路，虽然膝盖处脏了一点，可是能够肯定他是今天才穿出来的，他的一双短靴子也款式可爱，簇簇新，他是一个很登样的“艺术家”。
“你的肚子在叫，要到什么地方去吃饭？我请你。”
我想说美心。
“美心？”他仍然笑，雪白的牙齿，光亮的眼睛。
我白了他一眼。
他抱着他的工具，便跟我走下山去，一路上他跟人打招呼。巴黎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万里无云，在山路上可以看到下面的景色。
“要不要到我的公寓去？”他问：“你放心，我是规矩人。”
我在心中打了一个算盘，我现在是三年级，还有几年好毕业了，我的性命很值钱，犯不着冒险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公寓去。我偷偷看他一眼，然而若不去，他一定说我扭扭捏捏， 不够大方。所以我不响。
“你今天有什么特别的节目没有？”他问。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“看样子你算是有资格的游客，我请你吃午饭，我会做很好的西班牙奄列，你要不要来？”
“好吧，先让我看看你住的公寓在哪里。”
“不会在福克大道，是在圣米雪儿。”他说。
我的妈。
“咱们搭地下火车？”
“这种天气，搭地下火车多可惜？走路回家吧。”
“要走上一小时呢。”我抗议。
“你这个游客，彷佛不大起劲似的。”他取笑我。
“我是个游客，不是步行客。”我说。
“我请你搭计程车如何？”他问。
“太浪费了。”我说。
“喂，小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“走路。”
我们开步走。
在巴黎走路是很有趣的，从蒙马特到圣米雪儿，我们走了三个钟头。途中喝了两次咖啡，他买了一次棉花糖给我，吃得一塌糊涂，找一个喷泉洗脸，又吃冰淇淋，又在花园站着看了一场木偶戏，又买了一只蓝不汽球，后来摔了一跤，把汽球压破了，又买了一只红的，又吃了一大只面包，他请我喝可口可乐，在小摊子上买了一条玻璃珠子。
后来他催我走，拉着我，才捱到他的公寓，正门是一家书店，我们自后门上去，二楼，很洁净，他放下了工具，累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坐在地上，那身体慢慢往下滑，结果变成躺在地下。
我第一句话是：“西班牙奄列呢？”
他咬牙切齿的说：“当心我杀了你！这个教训是：别在蒙马特跟游客勾搭。”
我很满意，他的确是个规矩人，我拉一拉红汽球的长绳，汽球碰到天花板上，很开心的样子。我也很开心。
“你真饿了？”他问。
“并不是，刚才吃了不少东西。”我说了老实话。
“你住什么酒店？”他又问。
“不会是丽池，住一个小酒店，在罗浮宫旁边。”
“那还好，还近。”
“你的公寓很漂亮。”我问：“在窗口看得见月鸽吗？”
他笑，并且摇头，“你错了，你的巴黎不是我的巴黎，你想像中的巴黎是不存在的。”
“胡说，我是巴黎老游客。”
“可是你没有真的住下来，是不是？”他看着我。
“我喜欢巴黎。”我固执的说。
他自橱里取出一瓶白酒，开了盖子，再取出两个杯子，都倒满了。我取过来喝一口。
“你要不要淋浴？”他问我：“这楼上有位法国小姐，她有一个淋浴的地方，你可以上楼去。”
“你也是天天上去淋浴？”我好奇的问。
“自然不，我到楼下房东那里去。”他说。
“那多不方便。”我同情的说。
“小姐，我早说了，巴黎不是你想象中的巴黎。别多说了，她人很好，会把衣服借给你，我看你都发臭了，你下来，便有西班牙奄列吃。”
我上楼去，敲门。那位小姐会说英文，可是长得不漂亮，人非常好，以为我是楼下住客的女朋友，我痛痛快快的洗了头，洗了脸，刷了牙，洗了澡，焕然一新。
楼上小姐借给我一件长袍穿，她说我的衣服已经放进洗衣机了，两小时之后可以取到。我把我那宝贵的一百法郎暂寄她处，她笑了。
巴黎此刻已是黄昏了，在我眼中，这是最美丽的城市。没有熟人，没有功课，没有工作，无忧无虑的一个城市，这是我的逃避所。
法国小姐是她楼下住客的同班同学，她房间里堆满了画。为娱乐她自己的，为娱乐她教授的，为娱乐她的顾客的。她说：“教育不是为了谋生，教育是为了培养生命。”
然而隔了一会儿，她耸耸肩，她说：“可惜我们都要吃饭。”
我下楼去。
他为我开门，他自己也洗干净了，换上另一条牛仔裤，一件非常漂亮的T恤，手中捧着一个碟，上面是香喷喷的奄列。
我更羡慕的说：“你们是会享受的巴黎人。”
在吃饭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谁帮你洗熨衣服？”
“房东太太。”
“幸运的人。”我说。
“你在伦敦，很多人看你，也一样幸运。”
“或许。”我说：“的确有人这么说过。”
他笑，“可不是，我看你，你比我好，你看我，我也比你好。几时我也到伦敦来看你？”
我说：“我把地址给你。”
“你念什么？”他终于问了。
“法律。”
“噢，失敬失敬。”他说：“真是难得。”
“难得？我不否认。可是至少你们是快乐的。”我说。
“任何科目，但凡要通过考试，都不快乐。”他说。
我们一起笑了。
“做艺术家好不好？”我问。
“很不错，将来回家，还是要在广告公司里找一份工作的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我摇摇头，“你父亲很有钱吧？”
“他刚刚开着一家广告公司，你爸呢？”
“他自己也是个律师。”我说。
“那么咱们就不必多说了。”他笑。
我打量着他的公寓，一个房间，有一个洗手间，一个小厨房，房间内的家具很简单，床是小小的，地板上铺着一条手织的麻绳地毯，有几只陶瓷，床头有一幅画，是幅占姆士甸靠在机器脚踏车旁，嘴角吊一只烟。
“很好的画，你的作品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你喜欢占姆士甸？”
他点点头。
“法国人喜欢他。”我说。
房间里很空荡。
我走近窗口，对面人家大概是不正派的女人，一条晾衣绳上都是内衣内裤，花红柳绿的样子。没到一会儿，那些内衣内裤的女主人把整个身子探出窗外来收衣服，没有穿什么，光着胸脯，也不是一个美女，看上去给人一种残花败柳的感觉。
我吓一跳，不是没有见过外国女人的胸脯，而是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形之下看见，我把身子猛地退后几步。
他笑了，依然是那句话“巴黎不是你想象中的巴黎。”
我辩说：“什么东西都有两面的。象这间房间，就象莲花一样，连床单都是雪白的，香喷喷的。 ”
他微笑。“念法律的人不该这么天真。”
我说：“我不是天真。一到伦敦，我马上换一个样子，回到家，又是另一副嘴脸，可是巴黎是我唯一松驰自己的地方，请你不要破坏我的理想。”
“你把理想建筑在此。”
“是。”
“你见过凯塞林公园里树林掩映的小凯旋门吗？”他问。
“见过。”
“那就比大凯旋门好看。”他说：“因为看不清楚，因为没有人知道。巴黎是一个曝光过度的城市。”
我不出声。
他在这里住的太久了，自然不喜欢。可是他是一个说话的好对象。有很多人，对于爱恶便没有宗旨，碰上什么是什么，今天红色，明天绿色，无所谓的。他可以说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。至于我，那是更不用说了，我念的是什么，我执行的也是什么。
我披着一件过大的袍子，坐在一个陌生男子的房间，说起家中的笑话，说起家里的人，话象是不断的，他开了一瓶酒又一瓶酒，卢亚谷的白酒象蜜水一样，并不醉人，只是我为别的理由而有酒意了。
我们离开了公寓，出外散步，走得很远，过了桥，又走回来，我们说着各个画家的画，我坚持着我喜欢的一派，他坚持他一派。
有一段时间，我多么希望我是一个读美术的学生。
我们为不相干的事争执着，巴黎忽然下雨了。
“天呀，”我说：“我的头发还没有干，此刻又淋脏了。”
我们躲在一颗树下，我把头靠在他肩上。
有一对中年男女走过，撑着伞，很明了地向我们微笑，表示颀赏。
他推推我，“他们以为我们是爱人。”
如果谈恋爱有这么简单，我十分愿意谈恋爱，我并不天真，恋爱是很复杂的，但凡是复杂的事，都有一种龌龃感。
我觉得凉，摸摸手臂。
他问：“几时回去？”
“就这几天了。”
“回去干什么？”
“准备下学期的功课，我们真是长期抗战。”
“有没有男朋友？”他忽然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应该有。”他说。
“真滑稽，什么叫应该有？你有没有女朋友？”我反问。
他笑，“没有。”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子，也应该有女朋友。
“找不到？”
“开头有很多，太多了，很是讨厌，于是决定一个也不要。现在我已经过了‘客串女朋友’的年龄，要找一个真正耐久的，不那么简单，所以先搁一会儿。”
“我也是客串的。”我说。
“不不，你是游客。”他说。
我笑，雨还是没有停，有点象春雨似的，细如油。
我问：“你的法文好不好？”
“不好就要死了，我都住了三年了。”他说。
“我不会法文，”我说：“说来听听，一向认为除了国语，法文是最好听的，你到底是两样都说得好。说来听听。”
他用法文问：“你要我说什么？”
“随便什么。”我说。
他说了一大堆，声音很低，我听不出来，可是我一边微笑，一边听着。
“说了什么？”
他用英文翻译：“在这种天气里，在一个这样被公认美丽的城市，遇见一个可爱的同乡女子，很容易爱上她，然而换一种天气，换一个地方，又怎么样呢，人是很奇怪的一种动物。”
我微笑。
雨停了，我们慢慢走回去。
出来的时候没有锁门，我发觉我的衬衫与裤子都放在他的床上，楼上的小姐真是一位可爱的小姐。
但是我身上的袍子又脏了。
他说：“没关系，这次我帮你洗好了送上去。”
我摸摸裤袋，那一百法郎还在。
“你今天快乐吗？”他问。
我努力的点点头。
我抬头看我的红汽球，氢气漏了一点，它下降了一点。快乐要适可而止，不要象这汽球，等它的气全漏光了，才放手，就没有意思了。
他是一个漂亮的人，但是换一个地方，又怎么样呢？大概是不行的，很少有国际性的人，通常一个人，离开了他的地盘，就变得失措无常了。
我借他的洗手间换了衣服，拿起他给我画的速写。
我道别。
“夜未深，”他说：“你知道，巴黎人痛恨睡觉。”
“该走了，”我说：“我没有资格做巴黎人。”
“我送你回去。”他说。
“不用，我会叫计程车。”我说：“而且雨已经停了，明天我要出去买一把伞。”
“我替你叫车子。”他说。
他陪我下楼，叫了计程车。我站在车门口，看了他很久，他的长裤的裤管已经湿了，凭他的习惯，这条裤子又该换了，一个很修边幅的艺术家。
“谢谢一切。”我说。
“不用客气。”
“特别是这张画。”我说。
他微笑。
我上了车，走了。
回到酒店，把那张速写藏在箱子底下，非常宝贝的样子，他真的画并不是这样的，这不过是为游客而作，六十法郎一张的货。
我又微笑了。
第二天又是个下雨天，可是我没有去买伞，我没有上蒙马特，我叫了车子到奥利机场，我飞回伦敦了。
我把汽球漏在他家里，但是汽球的生命很短，不打紧，对他来说，不算是一种负累。
我觉得这么多次数来巴黎，没有比这一次更开心的了。
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在香港碰见他，他穿得西装笔挺，在中环，自他父亲的广告公司出来，我会向他挤挤眼，说：“喂……”假如我们还记得对方的话。
回到了家，经过暑假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我把那张速写镶了框子，挂在床头。
同学们见了，总是很了解的样子，“噢，蒙马特的货色。”
我微笑。
又过了几个月，由校方转来了一个极大的包裹，一看就知道是一幅画，上面贴满巴黎的邮票。校方责备我说：“这包裹真是烦死人，又没有姓名，又不能退回，只是说：‘中国小姐，法科，伦敦大学，’法科有十多位中国小姐，都说不是她们的，这是不是你的？你可以拆开来看看。”
我知道是我的，脸上泛起一个微笑。
校方说：“以后叫你朋友寄东西，写得清楚一点。”
是一幅真的画。
那是我，一件长袍，站在树下，头顶一道虹，背后一个灰色的占姆士甸，他手中拿着正义女神的天称，我的左手拿着一只蓝汽球，右手做一个OK的姿态，是一幅极好的半超现实画，写尽了我的矛盾。
我把那么大的一张油画按在胸前，热泪滚滚的流下来，这真是一个知己。
看看邮戳的日子，这张画是航空来的，可是因为辗转的关系，经过两个月才到我手里。由此可知他是在我走了以后，马上动手画的。
画上没有签名。
我马上把画挂在那张速写旁边。然后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到苏邦大学去。我没有他的姓名，可是我附着我自己的姓名地址。我到底是念法律的，我不是一个艺术家。我冲出去把那封信寄了。
那幅画得到了同学们的激赏。甚至有美术系的人跑来看。
我的脸被画得很美。
他们都说：“这可不是她？一天到晚嚷法律闷，可是年年考了第一，升了级，年年说念不下去了，眼看就会毕业，整天与教授吵架，可是功课准时交，到了图书馆，专门看画册，好象很反叛的样子，其实最妥协，幻想力又特丰富，情绪不稳定，说老实话，这个人是再了解你没有了，不然怎么在一幅画里全表达了出来？”
我不响。
我在等那封信的回音。
可是一直没有等到，也没有退回，我在信封上注明了姓名地址，但是一直没有被退回，他到底有没有收到信呢？我不知道。
我等了很久，等到我毕业，还是没有收到他的信，我放弃，对于一个艺术家，要求不能太高。我抱着那张画回家，挂在房间里。
有朋友来看见，都说好，他们说：“怎么没有署名？”
有一天，他成了名，我会知道他是谁吧？
有一天，我成了名，他也会知道我是谁吧？
以后我毕业竟没有再去巴黎。巴黎要年纪轻去才好，年纪大了，眼光就不一样了，没意思。象那一年，我才廿一岁，法科三年级学生，穿破裤、破衣服、破鞋，一身臭汗，碰见那样一个人，才有意思。
我也不是国际性的啊，到巴黎，穿破衣服，到香港，穿巴黎时装，谁知道呢？
后来的朋友只是说是一张漂亮的画，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变了。我想我是变了。
但是我记得巴黎，巴黎对我来说是再熟没有的一个地方，从蒙马特走到圣米雪儿，可以走上三个小时，或是四个小时，走累了，可以随时坐在地下休息。
老实说，换了是今天，我就不玩那种潇洒了，我就会回去找他，真正跟他做一个朋友。可是如果我那么做，就不会有张画了吧？
每每想起这件事，我就微笑。
除了微笑，还能做些什么事？
我没有成名，也没有成为一个大律师，我结婚了。
那张画始终挂在娘家原来的卧房中。
我的一生很平凡，没有波浪的，没有值得回忆的事。只除了这一件。与丈夫去旅行，总是避开了巴黎，反正他也去过，我不想有比较。
我们去瑞士、奥国、美国、巴哈马，很多地方，但没有巴黎。
丈夫跟别人说：“她不喜欢巴黎，我也不喜欢，太繁华了，有种不堪的味道，况且也被去滥了，况且那是个艺术家去的地方，不是吗？我是医生，她是律师，我们不去那地方。”他理由充分。
我不响，有很多事他是不知道的。丈夫的事，妻子知道得越少越好，妻子的事，丈夫也知道得越少越好，千万不要互相了解，了解才糟糕呢。
所以我总是微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