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没什么？只是——希望早点出院。你今天忙吗，纳梵先生？”我改变话题。
“我没有上课，高克先生替我，将来我回去，把他的课接过来上。”他说。
“那你岂不是忙坏了？为了我一个人！你快去学校。”
“等你纱布拆了再说。”他说。
我问：“你是几时来的？我怎么没听见？”
“我跟医生一道来的。”他说。
我有点疑惑：怎么偏偏没听到他的脚步声？
我还是请他走，但是他一定要陪我，我在病床上，十分尴尬，只好说点轻松的话。
他问：“课程怎么样？”
我答：“很忙，但是还好，不大闷，今年要做的真多，比去年多了十倍，明年可还是这样？”
他说：“不过看学生本人，好的学生什么都用功，做起来费劲，懒学生东抄西拼，又不上课，就省事。”
我笑问：“纳梵先生是劝我懒一点？”
“同学们都说你功课很紧张。”纳梵说。
“不止我一人，同班的艾莲比我用功得多，不过我比较笨，问得特别多。”我说。
“好学生多一点就好了。”他笑。
“他们聪明，自然不肯循规蹈矩的。”
他忽然站起来，“我太太来了。”
“啊。”我只听到脚步声，抬起头。
纳梵先生说：“这是乔陈小姐，这是我太太。”
我把手向空气一伸，说：“纳梵太太，你好。”
她的手握住了我的手，很温暖，一边说：“你好，乔。”
纳梵先生说他要走开一会儿，叫他太太陪我。我想这成了什么话了？还要他太太来轮班。我平时常常想见他的太太，现在她来了，我却看不见。只听说她有一个女儿，长得很文静，约十二三岁。
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纳梵太太，你跟纳梵先生说，他不必来看我，我没有事的。”
“我还没有向你道歉呢。”她说着一边在弄，不晓得弄什么。
他们两夫妻一口咬定是他们的错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只好笑着不出声。
然后她说：“闻闻香不香？”
我一嗅，“玫瑰！”
“就放在你身边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要吃苹果吗？”她问。
我说：“不要，谢谢，为什么？好像是我的生日呢。”
“比尔说你没有亲戚朋友，又说你才二十岁，我一看，你哪里有二十岁，只有十五岁。”她笑。
“我半边脸被纱布缠着，你哪里看得见？”我笑。
“比尔真是糊涂，做了实验这么多年……是那条煤气管出了毛病，后来召人来修，修理员说如果听到异声，马上关掉就好了。”
“那声音很轻，总而言之，不关纳梵先生的事。”我说。
“你倒是好学生，比尔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，如果你的眼睛有什么事——又是个女孩子，我们一辈子也不好过！”纳梵太太道。
“如果是一个坏的男学生，就让他做瞎子好了。”我笑说。
纳梵太太很健谈，很开朗，虽然看不到她的样子，也可以猜到七八分，反正不会是个绝色的金发美女，纳梵先生也不是个俊男，他们一定很相配。
只是纳梵先生的风采是不可多得的，她——？不得而知。
这几日来，为了我，他也很慌忙，恐怕那种翩然之态差点了。
纳梵太太没走，一班同学就来了，吱吱喳喳地说了半天，有几个知道我心急，把笔记留下来，他们说：“叫护士读给你听，就不必赶了，下次来给你换新的。”我感激不己。
护士进来赶人，叫我服安眠药，医生说的，我每天至少要睡十二个小时。
纳梵太太一直没走，她笑说：“你同学对你好得很啊。”
“是，他们一直没有把我当外国人。”
“也许是你没有把他们当外国人。”她说。
“或许是吧。”我笑笑，“我是不多心的，在外国如果要多心，样样可归入种族歧视，被人无意踏一脚都可以想：他们踏我，因为我是中国人。那么不如回家算了。”
纳梵太太笑笑，“比尔说你很可爱，果然是哪。”
我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几时？纳梵先生几时说的？”
“很久了，也许是去年，他说收了一个中国女学生，不出声，极可爱的，话不多，有一句必定是‘是老师’。”她笑着说。
我脸红了，分辩道：“老师说的自然是对的。我很尊重老师。他们备课备了十多年，在课室里的话怎么错得了？”
纳梵太太说：“难怪比尔说，只要一半学生像你，教大学就好教了，可惜一大半学生听课是为了找老师的碴。”
我微笑，外国学生都这样，没完没了地跟老师争执，吵闹，我是不做这种事的。如果嫌哪个老师不好，索性不去上他的课好了。
然后我的头就重了起来，昏昏欲睡，安眠药发作了，我奇怪他们怎么叫我吃药，大概是想我多睡一点。我不知道纳梵太太是几时走的。
我醒来的时候觉得冷，窗门开着，有风，但不知是日是夜，玫瑰花很香。因为寒意甚重，我想是夜里。我摸索到召人铃，刚想按，仿佛听见有人翻阅白纸张的声音。
一定有人。
“是谁？”我低声问。
没有回答。
“哪一个？你昨夜也在吗？”我把声音抬高一点。
“你醒了！”护士笑说，“怎么把毯子踢在脚后？”
“是吗？麻烦你替我捡一捡。”我笑。
“睡得好吗？”她问。
“什么都不知道——请问什么时候？”
“早上五点。”
“哦。”
“你怎么了？”她问，“不舒服？”
“出了一身大汗，现在有点冷，肚子饿。”
“你应该睡到早上七点的，现在吃了东西，早餐就吃不下了。”
“那么我不吃好了。”我说。
“乖得很。”
我笑说：“每个人都把我当孩子，受不了，怎么一回事？”
“你几岁？”
“二十岁！”
“我的天！看上去像十二岁！”护士说。
“又少了三年，昨天下午有一个太太来看我，还说我有十五岁，越来越往后缩了。”
“你怎么了？”
我有点头昏，累得很，只好往床上跌，护士趋向前来，摸我的头，不响，马上走开了，我自己去摸摸，怪烫的，噫，不是感冒了吧？我很有点懊恼：怎么搞的？
护士没回来，另外一只手无声无息地搭了上来，我惊叫：“谁？”
“我。”
“纳梵先生！”我失声道，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？”
他不回答。
护士回来了，把探热针塞在我嘴里。
我明白了，他根本没有走，昨天是他，今天也是他，他根本没有走，三日三夜他都在这里。
这是何苦呢，我就算死了，他也不过是少了一个学生，这样守着，叫我过意不去。前天晚上我还又哭又唱歌的，看样子都叫他看见了，多么不好意思！而护士们也帮他瞒我。
护士把探热针拿回去，马上叫医生。值夜医生来了，不响，把我翻来覆去检查半晌，然后打了两针。
我只觉得头重，而且冷。我问护士要毛毯，她替我盖得紧紧的，叫我好好躺着。我本来想问什么事，后来就懒得问，反正人在医院里，不会差。早餐送来了，我吃了很多。
我不晓得跟纳梵先生说什么才好，我不能赶走他。
我问：“纳梵先生，吃早餐吗？”
他笑，“也是护士送来的。我正在吃，你没听见？”
我好气又好笑，他真把我当孩子了。
吃完之后，我照例漱口。（明天一定要让护士准我刷牙，脏死了。）
我问：“我睡觉，有没有讲梦话？”
他有点尴尬，他答：“没有，很乖。”
“你一定很疲倦了，纳梵先生。”我歉意地说道。
“医生说后天你可以拆纱布，不过还有两天而已。”
“真的？”我惊喜。
“但是你不能出院，还要住几天。”
“只要拆了绷带就好。”我笑。
“可是怎么又发了烧？”他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才说不知道，我心头一阵恶心，忍也忍不住，把刚才的早餐一股脑儿呕了出来，护士连忙走进来收拾，我道歉，但是很支持不住，只好躺下来，这一躺就没起来过，体温越来越高，烧得有点糊涂。
我只记得不停地呕吐，吐完便昏昏地睡，没有什么清醒的时候，手臂上吊着盐水葡萄糖。我略为镇静的时候总是想：完了，这一下子是完了。倒并不怕，只觉得没有意思，这样糊里糊涂的一场病，就做完了一世人，父母知晓，不知道伤心得怎样，赶来的时候，我早躺在冰箱多日了。
我只觉得辛苦，昏昏迷迷地过了不知道多少日子，但是我知道纳梵先生在我身边。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我连说话道歉的机会都没有。
热度退后，我知道我是害了肺炎，足足烧了十日，脸都肿了，没烧成白痴还真运气好。眼上还蒙着纱布，真见鬼，糊里糊涂地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有余。
我虚弱之至，医生来解了纱布，我睁开眼睛，病房是暗的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们怕我传染，隔开了我，我睁开眼睛，第一个意识要找妈妈，后来就降低了要求，只要了一面镜子。我朝镜子里一瞧，吓一大跳，心不住地跳，才两三个星期，我瘦了三四磅还不止，左眼上一条浅红色的疤，肿的，两只眼睛都是红丝，颊上被纱布勒起了瘀青，头发乱得打结，脸色青白。
我向医生护士道谢——我要出院。
他们不准，要我再养养。
我拒绝。
去年一个同学丧父，也不过只缺课两星期，我要回去了。
我可以走，只是脚步浮一点，且又出冷汗，喘气。
医生说：“太危险了，有几个夜里烧得一百零三，但是眼睛倒养好了。”
我不响，有几个夜里，我睁眼看不到东西，只好乱拍乱打，幸亏也没有力气，总是被纳梵先生拉住，（我想是他，他的手很强壮很温暖，给我安全感，在那十天里，他的手是我唯一的希望）。
下午他来了。
我看见他，怔了一怔。
他瘦了，而且脸上的歉意是那么浓，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神情。
他趋向前来，说：“眼睛好了？”
我点点头，轻轻地摸摸那条疤。
他连忙说：“医生讲会消失的。”
“我不介意。”我靠在床上，“纳梵先生，我想回家了。”
“我明白，可是谁照顾你？”
“我自己。”
“乔，到我们家来住好不好？”
我笑了，“纳梵先生，学校里一千多个学生，人人到你家去住，那还得了？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真是感恩不尽，你再这么样，我简直不敢见你了，你看我，我什么事也没有，就可以回去了。”
他叹了一口气，把手按在我的手上。
我的眼光落在他的手上，他的手是大的，指甲修得很整齐，手腕上有很浓的汗毛，无名指上一只金子的婚戒。我有点尴尬，糊涂的时候，抓着他的手不要紧，现在我可是清醒的呢，他的手有千斤那么重，我缩不是，不动又不是。
我的脸又涨红了。
他却不觉得。
他静静地说：“你复元，我是最高兴的人了，我差点害死了一个学生，这么多教授做实验，我是最蹩脚的了。”他笑了，用手摸了摸胡髭。
我笑笑，他始终把这笔账算在自己头上，我不明白。
罗莲来了，看见我很高兴。
她没有说我难看，我安慰了不少。
纳梵先生送我们回去的，刚好是星期五下午，他叮嘱我有事就给他电话，星期六如果不舒服千万别去上课，我都答应着。
罗莲说：“你看他瘦得那样子，平时多么镇静淡定的一个人，这两个星期真是有点慌，笑容都勉强的。”
我不响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问：“罗莲，我是否很难看呢？”
罗莲说：“天啊，你居然活下来了，大家不知道多意外。”她口无遮拦，“你还嫌自己难看呢！我去瞧你，叫你，你都不会应了，手臂上吊着几十个瓶于，流来流去，只见纳梵先生面如土色地坐在那里，我连大气都不敢透，小姐，我以为你这条小命这下子可完了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写信通知你家里，还头痛呢，没想到你又活了，哈哈哈！”
“真的这么险吗？”我呆呆地问。
“由此可知傻蛋有傻福，居然好了，老天，你得了个急性肺炎，两班医生来看你，一队看眼睛，一队看身体，嘿！你这人真厉害，在学校抢镜头，在医院也一样，只要说：‘那个中国女孩……’就知道你病房号码了。”
我侧侧头，耸耸肩。
“你瘦了多少？”罗莲问。
我虚弱地摇摇头，“不知道。”
“星期一不能去别处，当心把命拖走了！”
我小心翼翼地点点头。
周末，纳梵先生又来了。
他精神比昨天好。他买了水果来，把过去的笔记、功课交给我。他看着罗莲在煮粥给我吃，就放心了。
我结果再休息了一星期才上课的。
看见一大堆功课，心急如焚，拼死命地赶，天天熬得老夜，罗莲一直骂，我陪着笑，实在撑不住了，捧着簿子就睡了也有的，衣服都没换，罗莲帮我洗衣服，熨衣服，收拾房间，又替我预备功课，追了一个月，做着双倍的工作，仿佛才赶上了，教授都劝我不要太紧张。
纳梵先生特地关照我，叫我身体第一，功课第二。
一个星期三，他在饭堂见到我，问：“好吗？”他买了一杯咖啡，坐在我旁边。
这是我出院后第一次在学校里与他说话。
我说：“再过一个月就考试了。”
他笑，“你心里没有第二件事？”
我也笑，“我身体很好，大家伤风，我没份，我只担心考试。”
“当心一点了——吃得好吗？很瘦呢。”纳梵说。
“中国女孩都瘦瘦的。”我说，“不要替我担心。”
他点点头。
我微笑地看着他，不出声，我用手摸着眼上的疤，那医生说了谎，我的疤痕并没有消失，不过也算了，看上去还有性格一点，一切事情过去了，回头看，就不算一回事，这也算是一场劫难，如果今年功课不好，就赖这场无妄之灾。
纳梵先生问：“你功课不成问题吧？”
我说：“大致上不成问题，我不会做会计，分数拿不高，很可惜，平均分就低了。”
他喝完了咖啡，坐着不走。
他不走，我也不好意思动。
他是一个动人的男人，有着成熟的美态，那些小子们再漂亮也还比不上。
我看着他，一直微笑着。
终于他看了看手表，他说：“我要去上课了，祝你成绩美满。”
我连忙说：“谢谢。”
他走了以后，我老是有种感觉，仿佛他的手在我的手上，重叠叠的，有安全感的。我呼出一口气。想起来有点不好意思，生病时候，人总是原形毕露的。他看见了多少？
考了试，成绩中等。我有点不大高兴，然而也没有办法，于是升了班。第一年成绩好，第二年中等，第三年不要变下三滥才好，我的天。
暑假是长长的。我没有回家，回了家这层小屋子保存不了，开学也是糟的，住得远，天天走半小时，我吃不消。我到意大利去了一次。在南部大晒太阳，脸上变了金棕色，搽一层油，倒还好看，眼皮上的疤也就看不见了。
隔了这么久，想起来犹有余怖——当时要真的炸瞎了眼睛，找谁算账，想起来也难怪纳梵先生吃惊，的确是险之又险，至于并发了肺炎，那更不用说了。
罗莲回了家，她毕业了。
从意大利回来，日子过得很寂寞。我看了一点书，闲时到公园去走一走。
日子真难过，在意大利买了七八个皮包，天天拿出来看，不过如此，过了这一年，人又长大了不少。现在死在外国，大概也不会流一滴眼泪了，人是这样训练出来的，可惜将近炉火纯青的时候，西天也近矣。
妈妈照例说我不肯写信。
将近开学的时候，我零零碎碎地买了一点衣服，换换新鲜。读到第三年，新鲜感早已消失，有人居然放弃不读，当伞兵去了，那小子说：“烦死了，索性到爱尔兰去，也有点刺激。”但是我还得读下去，如果当初选了科自己喜欢的，或许好一点，现在硬记硬记，就不行了。
开学第一件事是选科。
我犹疑了一刻，选了会计与纳梵先生那一科。会计容易拿分数，比商业管理、经济好多了。然后胡乱挑了三科，一共五科，我只想读完了回去，没有第二件事。
纳梵先生见到我，并没有太大的惊奇，我读他那科读得有味道，他是知道的。
我们穿着白色的实验外套，他问我要做什么功课，我说：“研究红外线对食物的影响。”开玩笑的成分很大。
他笑了。
会计老师见了我倒吓一跳。
正式开课的时候，纳梵先生替我计划了一个很好的功课，我听着他，自然而然不住口地答：“是，老师……是，老师……是，老师。”
然后他笑了。
我喜欢他，他也很喜欢我，只是他对每个学生都那么好，我有什么特别？我只不过在他一次实验中差点炸瞎了眼睛，如此而已。
他有时候说：“我妻子问候你，她说欢迎你来我们家过节。”他说话的时候很随和。
我只说：“啊。”
我没有意思去别人家过节，即是纳梵先生家，也不去。我想只要过了这一年就好了，实际上也没有一年了，才九个月罢了。我想，既然过得了去年，就可以再挨一年。
上着课下着课，日子过得说快不炔，说慢不慢，一下子就冬天了。
我做纳梵先生的功课，见他比较多。同学们笑：“当心，他是有妻子的。”开头我不觉得，只以为是玩笑，后来就认为他们说得太多，就特别小心不与纳梵先生太亲近。
罗莲写信来问：“纳梵先生好吗？”
威廉纳梵。比尔纳梵。
我说他很好。我与罗莲通着信，她是一个有趣的女孩子。
一直说要嫁外国人，结果还是回去了，我写信告诉她，别人误会我与纳梵先生有点奇怪的事，她回信来了，写得很好：“现在年纪大了，想想也无所谓，爱上老师也很普通，到底是天天见面的人，可惜他有妻子，女儿只比你小一点……不然你就不必这么寂寞了，去巴黎都一个人。”
我笑笑，连她都误会了。
有时候做完实验，我与纳梵先生一路走到停车场去，还讨论着刚才的功课，在玻璃门上看见两个人的影子，他是这么高大，我才到他耳根，他又不怕冷，仍然是西装加一件羊毛背心，我却帽子围巾大衣缠得小皮球一样，站在他旁边，越发显得他临风般的潇洒，他跟我说话，侧着头，微微弯着身子。
我叹一口气。
纳梵先生常常要送我回家，我总是婉拒，推说交通挤，不同方向，走路还快一点。
我不高兴人家说闲话。
他喜欢我，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生，不是为了其他。
当然我们也闲聊，我们大部分时间坐在实验室里，我与他说话的机会很多。
他常常迟到，我抄笔记等他。纳梵先生越来越忙，他最近要升副校长。
赶到的时候他总是连连地道歉。这么一个大忙人，连教课都迟到，那一阵子，天天在医院守着我，那时间不知道是如何抽出来的。
他有时候问我：“意大利好玩吗？”
“没有法国好，”我回答。
“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只在美国住过一阵子，其他地方没到过。”
“是吗？”我好奇，“英国人多数看不起美国。”
“你到过？”纳梵说。
“到过。”我说。
“我认为美国很好，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了。”
我笑，到底是科学家，民族意识不十分大，肯说这种话的英国人，恐怕只有他一个人。
“在美国干什么？”我问他。
“读书。”他说。
纳梵先生很奇怪，听说他没有博士学位，专门读各式各样的硕士，听说有三四个硕士学位。他说念博士太专了，学的范围很窄，他不喜欢。
这个人的见解很特别，但是我不能想象他上课的情形。他？学生？我想到了常常微笑。
他可能并不知道同学制造的笑话，有一次我为这个生气了。我们一大堆人坐在饭堂里，我在看功课，头也没抬。忽然他们推我，“喂！纳梵先生找你，在叫你呢！”我连忙把笔记本子放下，站起来，“哪里？”我问。纳梵先生已经走在我面前了，我追上去问他：“找我？”他一怔。我马上知道他不过是来买咖啡，根本没有找我。
我的脸慢慢红了，连耳朵脖子都涨得热热的。我向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”
结果我一星期没同那几个同学说话。
罗莲说过我，“你这人，人家说什么你相信什么。”
结果在大庭广众之间，截住了教授，又说不出话，多少人看着？
纳梵先生知道了，笑说：“这也很平常。他们看你傻傻的，就作弄你。”
我忽然跟他吵起来，“我不傻！谁说我傻？”
他一怔，看着我，有点诧异。
我胜利了，我说：“我有时候也说，‘不，老师’的。”
他笑了，摇着头。
有时候我看着他，也根本说不出他吸引在什么地方，他穿的衣服是最老式的，最灰暗的，头发与眼睛的颜色都不突出，棕色而已。
纳梵身材也不美，且微微弯身，耳朵又聋，但是一看见他的样子，就把这些都忘了，男人真正值钱的，还是风度与学问。
到后来，我只要在人群中看见他，就发怔地微笑，我倾慕他。在实验中，我无论遇到什么难题，他一来，只要三分钟就解答出来，而且还是谨慎温柔地向我解释。
我决定将来要嫁他那样一个人。年纪大的，像一座山似地给我安全感。
我毕业了。
妈妈叫我立刻回家。
我去道谢，逐个老师说几句话，最主要是“再见”，轮到纳梵先生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笑着。
他本来坐在沙发上，见到我站起来，让我坐。
我请他坐，自己拉了一张椅子来。
他说：“你不等文凭出来了？我们会寄给你的。”
我说：“谢谢。”
他说：“你顺利毕业，我很高兴，成绩一定很好。”
“不敢当。”我还是笑着，不知道怎么，笑容有点僵。
“打算工作？”他关心地问。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先休息几个月再说。”
他侧侧头，看我，笑了，“那条疤痕还在。你男朋友一定很生气。”
我说：“我没有男朋友。”
他微笑，“就快有了，怎么会没有男朋友？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再见。”
“明天走了？”他问，“东西收拾好了？”
“不，今天晚上，行李早寄出了。”
“一路顺风。”
“是，老师。”
他忽然笑了，把杯子放在桌子上，用手拍拍我的肩膀。
我终于问他，“你会记得我，纳梵先生？”
他说：“自然，如果再来英国，请来看看我们。”
我走了。
回到家，就开始觉得寂寞，无边无涯无目的的寂寞。
我并没有找到工作，也没有找到男朋友。找工作比较容易，但是不理想的工作我不想做，找男朋友不用说了，太难。
忽然想起以前有太多的机会跟各式各样的男孩子出去，都放弃了，为了功课，为了其它，现在闲了下来，要一个人作伴，反而找不到了。
亲戚们见我回来，开始兴致很高，后来见我仍然是两个眼睛一管鼻子，就不怎么样了，再过一阵子，见我呆在家中，就开始说：“女孩子留什么学？古怪得很！”
我都不理。
我在外国的一段时间，最可怕恐怖的，是伤眼兼肺炎住医院的那一个月，最值得想念的，也是它。我看着眼皮上的疤痕，就想起纳梵先生。
如果再见他，我应该叫他“比尔”了，比尔纳梵。
我回家一年，长大了很多，也气闷了很多，我想走。
一年后我才找到工作，学的东西并没有用上，明争暗斗，闹心术的本事倒得从头学起。我已不得逃回学校去，情愿一天到晚地呆实验室。没做几个月，就厌透腻透，妈妈很了解我。
她问：“你怎么办呢？要不要再去读几年书？反正还有硕士博士，只是读完之后，终究要出来做人的！”
我说：“躲得一时躲一时吧，我怕这世界，学校是唯一避难所。”
“那么你去吧。”
“妈妈，不好意思，”我笑，“又不能陪你了。”
“你这一次去，一年回来一次，知道不？”
“知道。”我答应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