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完戏我们往回走。我说：“如果你独个儿住，倒可以上你家坐坐，改变一下环境。”
“现在也可以呀。”他说。
我笑笑，他的父亲近七十岁，有点邋遢相，我不高兴与他招呼，又不想看他探头探脑的，老当我是未来儿媳妇。哪有人三十岁了还与家人同住，信都给父亲拆过了才到他手里，佑森也不觉是项烦恼，谁能给他写情信呢？
“真奇怪，”我说，“我们认识竟已十五年了。”
“是的，我第一次见你，你穿一件粉红色小裙子。也是这么凶霸霸的样子。”
“我？”我笑，“我凶霸霸？”
“是的，就是现在这样。”
我忽然发觉他也有点幽默感，于是拍拍他的肩膀。
“佑森，你对我很容忍，我知道。”我感慨的说。
“是我笨。不关你事，我常激怒你。”
“佑森，”我说，“你——”我又改变话题，“你如果结了婚，我们就不能这么自由自在见面了。”
“没关系，我们像兄妹。”他说。
“兄妹？”我笑，“有这么好的哥哥？或有之，余未之见也。”
他又不出声了。能与佑森有不停的对白，那真是奇迹。与他说话像断成一截截的录音带，不连续。
他问：“你为什么这些日子都不结婚？”
“我？”我说，“没碰到适合的人。”
“你要求别太高。”他说。
“我的要求高？”我摇摇头，“我找对象的要求一点也不高，他只要爱我，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，两人思想有交流，兴趣有共同点便行了。”
“这还不难！”他笑。
“难？每个女人择偶条件都是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分别？”我气不过，“佑森，你说话难免不公平。”
“可是要维持你的生活……你的肥皂都二十五元一块，对你来说，坐日本轿车是最大的折辱，谁敢叫你挤公路车？真是的！”他笑。
“佑森，你别在我面前倚老卖老。”我笑着拍打他。
“你这个人，我第一次见你，就差不多让你折磨死。请你跳十次舞，你都说脚痛，跟别的男生跳得龙飞凤舞。”
“你真是小人，”我笑，“记仇记两百年。”
“你一直嫌我土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嫌我的裤管不够宽，现在又嫌我的裤脚不够窄，可是我老搅不通这种千变万化的玩意儿，展翘，我真是惭愧。”
我不好意思，“你还耿耿于怀做什么？当年意气风发的小女孩子如今也老了，女人三十，真是无耗无扇，神仙难变，事业无成，又没有家庭，你看我这样子。”
“然而在我眼中，你永远是当年十五岁的样子。”他留恋地说。
“佑森，你真是活活就停止了，把头抬高一点，外边不知道有多少漂亮的小女孩子，很乐意陪伴你。”
佑森把手放在口袋里。“你的语气跟我父亲一样。”笑笑。
“你母亲早逝，他为你担足心事，结婚也好。”我停一停，“我也想清楚了，婚姻根本就是那么一回事，再恋爱得轰动，三五年之后，也就烟消云散，下班后大家扭开电视一齐看长篇连续剧，人生是这样的，佑森。”
“既然你想穿了，为什么你不结婚？”
想不到这么一个老好人也会来这么阴险反招，我不知如何回答，招架无力，只好闷声大发财。
他送我回家，在楼下，我问他：“下星期六呢？”次次都是我问他。
“你是长周还是短周？”他问。
“长周，连两个长周。学校要编时间表，故此短周改长周。你星期五打电话给我吧。”
“好的。”
“你知道车站在什么地方？”我问。
“知道。”
“佑森，买一部小车子开开，那么我们可以去游泳。”
他微笑，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我回到楼上，没事，不想睡，坐着抽烟。
为什么不早点投入看电视长篇剧的行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我觉得一起看电视也得找一个志趣投合的人。而这个人是这么的难找。他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在我有生的时日内是否会遇见他？
我按熄香烟，扭开电视，看到Muppetshow中鲁道夫纽路叶夫与猪仔小姐跳起芭蕾，笑得几乎昏过去。
上床看武侠小说，作者提到《三国演义》中许褚赤膊上阵，身中两箭，评书人注解：“谁叫汝赤膊？”我又大笑。
不知为什么竟有这么多好笑的事。
可是又有什么是值得哭的？我既非失恋，又役失业．下个周末的约会也订下了，我有什么烦恼？头发又未自，脸上又没皱纹，我哭什么。
然后我就睡了，一宵无话。
做了个恶梦，看见母亲眼我说：“看你怎么没嫁人！”做恶梦与现实生活一模一样。
奇怪，小时候老梦见老虎追我，一追好几条街，或是掉了一颗牙齿，或是自悬崖跌下来，种类繁多，醒来松一口气，还没洗完脸就忘了，现在的恶梦连绵不绝，都是现实环境的反映，花样都不变，好没味道。
第二天还是要工作的。
女学生们在说生物课：“记得几年前我们做青蛙实验？青蛙死了，但是碰一碰脊椎神经，四肢还是会动弹，有些人活着也是没脑袋的，只是脊椎神经在推动他们的活动。”
我想到张佑森，他是标准的脊椎动物，拨一拨动一动，坐在我客厅中看电视看到八点半起身告辞，连的士可音乐节目都看进在内。
我的学生比我聪明。我低头改簿子。她们喜欢在作文的时候闲谈，只要声音不十分大，我由得她们。
我又听见另一个小女孩说，“某次有个男孩子约我看戏，我去了，看到一半，看不下去——”
“为什么？”另一个问。
“描写男人同性恋，恶心。”
“呵。”
“于是我说要走，假意叫他别客气，继续看完场，谁知道他真的往下看，散场还到我家来按铃——你说有没有这种自痴？”一阵银铃似的笑声。
“有，怎么没有，还有人一年不找我姊姊，忽然向我姊姊借车呢，我姊姊说：车子撞坏了怎么办？那人说：你那辆又不是发拉利，有什么关系？气得我姊姊！”
我把头抬一抬。
一整班忽然鸦雀无声。
我说：“在班上交掉作文，回家不必再费时间。”
我顿时听到沙沙的写字声。
我叹口气，走到窗前去站着。课室还用着竹帘，可是现在古老当时兴，阳光透过细细的竹帘射在我脸上。我眯起双眼，不用照镜子，也知道眼角有多少皱纹。
放了学我到弗罗赛太太家去喝茶。
弗罗赛太太是我从前念中学时的英文教师，今年五十多岁，我一直不知道她国籍是什么地方，她早已自认是中国人，能说很好的国语与粤语，但也喜欢讲英文与少许法文。
她喝茶的习惯倒是纯英国式的，一套银茶具擦得晶亮。家里有个佣人帮她把屋子收拾得十分干净，白纱窗帘还是从布鲁塞尔带回来的。
夏天的下午坐在她家中很宁静，多数我藉口向她倾诉心事。
这次她温柔地说：“我亲爱的，你想得大多了。”
“这是因为我不了解生命。”我轻声说。
“亲爱的，生命只供你活下去，生命不必了解。”
“但是，”我握紧她的手，深深叹口气，“但是我觉得困惑。”
“你睡得可好？”她问我。
“并不好，我有服镇静剂的习惯。”
“现在根本买不到，”她诧异，“政府忽然禁掉镇静剂，你怎么还买？”
“总有办法的，”我说，“鸦片禁掉百多年，现在还不是有人吸？”我苦笑。
“这不是好现象。”她拍拍我的手。
“我在半夜醒好多次，第二天没精神。”我说，“所以非服食不可。”
“你是否心事很多？”弗罗赛太太问。
“也不算是心事，有很多现实问题不能解决。”我答。
“经济上你不应有问题，是爱情吗？”
“是的。我的烦恼是我没有爱情烦恼，你明白吗？”我问。
“我明白。”她说，“为什么不跟你父母谈谈？”
“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这些话，他们从来未曾帮我解决过任何问题。每夜我都做恶梦因小事与母亲吵。你知道的，我念中学时便与你说过这些问题。”
“你身边不是有很多年轻男人吗？”她微笑问道。
“我不喜欢他们。”我说。
“一个也不喜欢？”
我摇摇头，“不。”
“每个人总有长处。”她还在微笑。
“他们的长处我不感兴趣。”
“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”
“他们未必要与我培养终身兴趣。”
“你这孩子！”
我苦笑。
“工作呢？”她又问。
我很惆怅的说：“我始终做着螺丝钉式工作，得不到什么满足，感情方面失望，事业又不如意，忽然之间我发觉原来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名，因此才困惑。”
“亲爱的，你想做谁？”
我撩起头发，烦恼的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你希望做个家庭主妇，终身致力于丈大子女？你行吗？你愿意？”
我缓缓的摇头。
“抑或是做阔家少奶奶？手戴钻戒搓麻将。”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人，我只是不满现况。”
“亲爱的，你闻到蛋糕香味否？”她说，“让我们先把烦恼忘记，然后开始吃。”
我笑，“遵命，弗罗赛太太。”
带着一个饱肚子，我回到了家中，该夜睡得很好。
周末我想在家睡懒觉，于是推张佑森的约会。
“不是说好出来的吗？”他问我。
“我忽然有点不舒服。”我用老藉口。
“但是我约了另外一对朋友，不好意思推他们。”佑森焦急。
“你又没征求我同意，我怎么知道你约了人，张佑森，你最喜欢自说自话。”
他没言语。
“你约了谁？”我忍不住。
“我的上司贝太太。”张佑森说。
我问：“贝太太与先生？”
“是的，贝太太不是见过你一次？她想再看看你。”
“看我，我有什么好看？”我说，“约的几点钟？”
“八点钟在天香楼，贝太太请客。”他说。
“你怎么能叫贝太太请客？你应当先付帐，把钱放在柜台，知道吗？”什么都要我教。
“知道了，那么我来接你。”
“我来接你是真，你又没车子。”我忍不住抢白他。
“是。我七点半在家等你。”
“就是这样。”我挂了电话。
我很烦恼，想推的约会推不掉，又不想去，只觉得累，我胡乱找件白裙子来罩上，化点妆，便开车出去，本来应当去洗个头，但是为张佑森与他的同事？我废事麻烦。女为悦己者容。他又不悦我。况且我们之间已无男女之分，不然我也不肯反过去接他。
接了张佑森，我一声不响把车驶到天香楼。找到地方停车，与他迸馆子，主人家还没到。
张佑森把两百块现钞放在柜台。我没好气的说：“不够的。”
“要多少？”他惊惶的问。
“你带了多少？”我反问。
“两百。”
我叹口气，“这是五百大无，借给你。”
他茫然：“要这么多？”
我在人家订好的台子上坐下喝茶，没好气。这个乡下人，简直不能带他到任何地方。我只觉一肚子的气，张佑森的年纪简直活在狗身上。
我低头喝着茶，十分闷气，没精打采地，嗑着南瓜子，张佑森沮丧，他问：“展翘，你不高兴了？是我笨，我一直笨。”
我抬起头，“也没什么，你别多心，主人家马上要来了。”跟他出去，就像与儿子出去，事事要我关照。
这还是好的了，只要不是白痴儿子，总有长大学乖的一大。张佑森到底读过数年书。
我看看表，八点正，那贝太太先生也应该到了。约会准时一向是艺术，可惜渐渐懂这行艺术的人越来越少，姓宝姓贝都不管用。
正在无聊，眼前一亮，一个“中年少妇”盛装出现，身上一套彩色缤纷的“米爽米”针织衫裙，三寸半高跟鞋，珠光宝气，向张佑森展开一个笑容。这便是贝太太了。
我不记得曾经见过这位女士。她亲亲热热的称呼我们：“嗨森，嗨翘！”熟络得不得了。
我低声向佑森喝道：“拉椅子！”然后虚伪的笑。
比起她，我真寒酸得像个学生。
我一直没看到贝先生，因为贝太太身体壮，衣饰又夸张，把她丈夫整个遮住，直到贝先生在她身边探出头来，伸出一只手问：“是张先生与林小姐吧？我是贝太太的丈夫。”
我忍不住笑起来。
贝先生是个顶斯文的男人，衣着打扮都恰到好处，不似他太太，一抬手一举足都要光芒万丈，先声夺人。
她不是难看的女人，很时髦，很漂亮，过时的不是她的衣着，而是她的作风与体重。张佑森到今天这样。这个女人上司要负一半责任，被她意气风发的指使惯了，自然变得低声下气。
我侧头看贝先生。他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含蓄地微笑，我的脸一红。贝先生对他的妻子很包涵，一贯的不答腔，自顾自的叫菜，招呼我与佑森，很少说话——我们其实并没有大多的机会出声说话，贝太太甚多伟论，她正在设法告诉我们，她那个政府单位如果没有她，会整个垮掉。张佑森无可奈何的听着她，而我却有点眼困。
终于贝先生把一匙虾仁夹在贝太太的碗中，说道：“亲爱的，嘴巴有时候也要用来吃东西的。”我忽然大笑起来，我只是觉得由衷的愉快，有人把我想说的话说了出来。